定场诗

荒田十里少人耕，腐吏催粮夜叩扃。

纸上春秋皆假话，仓中鼠雀尽肥形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梁赞州郊野。

卡车碾过结冰的车辙，窗外的农庄像被抽去筋骨的老人，歪斜的木栅栏间漏出几缕炊烟，细得几乎看不见。米高扬坐在身边，手里紧攥着农民的联名信，指节因用力泛着青白。

“前面就是‘镰刀锤子’集体农庄，”司机打破沉默，“去年冬天饿死了三十七个。”

我望向远处的田野，黑土翻耕得深浅不一，显然是木犁所为，田埂上散落着冻僵的麦穗——那是去年收割时遗漏的。

农庄入口的石碑上，“集体农庄万岁”的标语被刮去一半，露出底下的旧标语：“热烈拥护粮食征集制”。米高扬下车时被绊了一下，低头看见半截冻硬的马铃薯，表皮布满齿痕。

“这是农民用来充饥的，”他的声音发颤，“把有毒的芽眼剜掉，煮成糊糊分给孩子。”

农庄主席彼得罗夫迎上来，油亮的皮靴踩过积雪，身后跟着两个扛步枪的民兵。他的制服浆得笔挺，胸前别着三枚勋章，却掩不住眼角的谄媚：“斯大林同志，米高扬同志，农庄己做好汇报准备。”

我盯着他的皮靴，那是城里人才有的款式，鞋尖还沾着未化的雪水：“先去田里看看。”

麦田里，几个妇女正在挖野菜，听见脚步声慌忙起身，围裙里掉出几株发黄的蒲公英。最年长的妇人扎着褪色的头巾，手指冻得像弯曲的树枝：“斯大林同志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目光瞟向彼得罗夫。

“放开挖，”我摘下手套，蹲下身帮她捡起野菜，“春天的蒲公英能治咳嗽。”

她的手在发抖，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枯瘦的手指隔着衣袖仍能触到骨头：“求求您，给点种子吧，去年的都交了……”

彼得罗夫咳嗽一声，民兵向前半步，我挥手让他们退下：“种子的事，我和主席谈。”

集体农庄办公室里，煤油灯熏黑的墙上挂着“超额完成征粮”的锦旗，桌上摆着擦得锃亮的煤油炉，旁边放着一袋精白面粉。米高扬拿起面袋，指尖捻出几粒麦子：“这是今年的新麦？”

彼得罗夫笑道：“是去年的储备，特意给您二位留的。”

我盯着他油光满面的脸，想起利利亚说的“虚报产量”：“说说吧，今年的播种面积多少？”

“十万公顷！”他的声音底气十足，“比去年增加两成！”

米高扬猛地放下面袋，面粉腾起呛人的白雾：“梁赞州全州才八万公顷耕地，你哪儿来的十万？”

彼得罗夫的笑容凝固了，额角渗出细汗：“这……这是预估数字，开春后准备开垦荒地。”

“开垦荒地？”我指着窗外的雪原，“零下二十度的天气，用什么开垦？木犁还是人肉？”

他扑通跪下，抱住我的腿：“斯大林同志饶命！都是上面逼的，区里说不报十万，就要撤我的职！”

米高扬踢开他的手，皮鞋尖蹭过他胸前的勋章：“去年征了多少粮？”

“西万担……”他的声音低得像蚊子，“可实际收成只有两万，剩下的都是从农民嘴里抠的。”

我站起身，看见墙角堆着几袋发霉的黑面包，面包皮上印着“1941年制”的戳记：“这是给谁吃的？”

彼得罗夫不敢抬头：“是……是给战俘的。”

“战俘？”米高扬抓起一块面包，霉斑沾在手上，“你拿发霉的面包喂战俘，自己吃精白面粉？”

他浑身发抖，膝盖在木地板上磕出声响：“我有罪！但农民们也偷吃粮食，他们在谷仓下挖地道……”

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闯进来，怀里抱着个布包，看见我们后猛地站住。彼得罗夫冲过去抢布包，里面掉出几个干瘪的土豆：“小崽子又偷粮食！”

男孩被民兵按在地上，我看见他袖口露出的青紫伤痕，和安德烈义肢上的勒痕一模一样：“放开他。”

男孩抬头看我，眼里闪过一丝希望，突然从怀里掏出张纸：“这是我爹写的，他说农庄的粮食都被当官的卖了换酒……”

彼得罗夫脸色煞白，民兵的步枪托砸在男孩背上，我一把推开民兵：“谁允许你打人？”

男孩咳着血，把纸塞进我手里，上面用铅笔写着：“主席用征粮车走私伏特加，一车粮食换两箱酒……”

米高扬夺过纸张，拍在彼得罗夫脸上：“解释清楚！”

他瘫坐在地，鼻涕眼泪混着面粉：“是区里的意思！他们说……说斯大林同志喜欢喝伏特加，要凑够配额……”

我盯着他油腻的后颈，突然想起贝利亚办公室的加密电报机：“区里还有多少这样的农庄？”

“全都是……”他浑身发抖，“梁赞州七个区，每个主席都这么干……”

走出办公室时，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米高扬把男孩抱到卡车上，司机拿出自己的午餐——一块黑面包，掰了一半递给他。男孩咬了一口，突然捂住嘴哭起来。

“别怕，”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头发里结着冰碴，“以后不会有人抢你的粮食了。”

他抬起满是泪痕的脸：“真的吗？我爹说，只有斯大林同志能救我们。”

我喉头一紧，想起农庄入口被刮掉的标语：“会的，很快。”

下午走访了三个农庄，情况如出一辙：漂亮的报表下，是农民饥饿的肚皮和干部们的身影。在“列宁先锋”农庄，我们发现了隐藏的酒窖，里面堆满伏特加酒瓶，而农民们的地窖里只有发霉的甜菜。

米高扬气得摔碎一瓶酒，琥珀色的液体渗进泥土：“这些蛀虫！前线战士在喝雪水，他们在喝伏特加！”

我捡起一块碎玻璃，阳光在锋利的边缘流转：“把这些农庄主席都抓起来，包括区里的官员。”

“可他们都是您亲自任命的……”米高扬突然住口，警惕地看了看西周。

黄昏时分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农庄，遇见老农民伊万。他坐在门槛上，用骨瘦如柴的手编着草筐，身边卧着一头瘦骨嶙峋的奶牛。

“这牛多久没吃草了？”我蹲在他身边。

“三天，”他的声音像破风箱，“草料都被征走了，它现在只吃树皮。”

奶牛抬头看我，眼睛里蒙着浑浊的翳，肋骨根根可数，干瘪得像晒干的茄子。伊万突然指着远处的集体粮仓：“那里有干草，可他们说那是‘国家财产’。”

米高扬掏出笔记本：“您愿意出庭作证吗？”

伊万慌忙摆手，草筐掉在地上：“不敢啊，前年有人说了真话，被送去劳动营了，至今没回来。”

返程的卡车里，米高扬沉默良久，突然说：“体制己经烂到根了，斯大林同志，再不改，农民会反的。”

我望着窗外迅速后退的农庄，伊万编草筐的手在眼前晃动：“明天召开紧急会议，取消超额征粮指标，恢复农民自留地。”

“可这是违背集体农庄原则的！”他眼里闪过惊恐，“贝利亚会怎么想？其他州的干部会怎么想？”

“那你说，”我转头盯着他，“是集体农庄的原则重要，还是农民的命重要？”

他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：“当然是人命。”

夜幕降临时，卡车驶入莫斯科。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在远处闪耀，像块烧红的烙铁。米高扬突然指着车窗外：“看，农民在烧秸秆！”

远处的田野上，几堆火光在寒风中摇曳，像星星坠落在黑土上。我知道，那是农民在焚烧最后的麦秸，为了让土地稍微肥沃一点，为了在春天能多收几粒粮食。

而我们，即将在明天的会议上，向延续了十年的集体农庄体制开刀。这一刀下去，或许能救活无数农民，或许会引发更剧烈的震荡——但无论如何，当我看见伊万的奶牛和男孩的眼泪时，就知道再也不能拖延了。

摸出安德烈的子弹壳，在掌心刻下“改革”二字。这是个危险的决定，尤其是对我这样的替身来说，但比起让农民继续饿死，危险又算得了什么？

卡车驶过红场时，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在夜风中跳动。我想起列宁的话：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”而现在，我们不能让对体制的盲目忠诚，成为对人民的背叛。

利利亚在门口迎接，她的眼睛红肿，手里攥着前线急报：“刻赤防线失守了，斯大林同志。”

我接过电报，上面只有简短的几个字：“水兵们战至最后一人。”

窗外，农民的火光依然在燃烧，像克里米亚水兵们最后的军旗。或许体制需要改革，但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变——比如对人民的责任，比如对正义的坚持。

明天的会议，将会是一场硬仗，但为了伊万们的奶牛，为了男孩们的面包，这场仗必须打赢。

熄灯前，我在备忘录上写下：

“当集体农庄的粮仓装满伏特加，而农民的胃里只有野菜时，我们必须承认：不是农民背叛了体制，而是体制背叛了农民。”